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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洋債案件二審判決在即 責任邊界劃分引熱議

2021-03-25 15:15:09 財聯社 

財聯社(上海,記者 王可)訊,2020年最后一天,五洋債案件一審判決結果公布后,金融界、法學界對相關中介責任的邊界劃分廣泛討論,更有“兩會”代表提議進一步厘清會計責任和審計責任,中證協也召開相關會議對此問題展開討論。

中證協副會長孟宥慈表示,協會下一步將開展中介機構責任邊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趙磊研究員認為,我國有著龐大的債券市場,其中存在著大量的法律問題亟待研究。金融類案件的審理不應僅僅著眼于短期效應,更應該考慮金融系統性風險防范以及整個資本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繆因知接受采訪時表示,債券虛假陳述賠償訴訟在國內剛起步,由于發行人自身往往陷入困境,目前似乎有讓中介機構“全賠”的趨勢。這看似“解氣”,但不一定符合“行為和責任相適應”、“精準打擊”的法律原則。應考察機構投資者等對特定虛假陳述有無信賴基礎,合理區分中介機構的故意或過失,合理確定發行人、實際控制人和中介機構之間連帶責任和補充責任模式的適用,合理掛鉤收費標準和賠償責任的關系等。

近期中介機構責任邊界問題引激辯

五洋債案件一審結果公布后,金融界、法學界對相關中介責任的邊界劃分廣泛討論,更有“兩會”代表提議進一步厘清會計責任和審計責任,中證協也召開相關會議對此問題展開討論。

2021年3月初,多位“兩會”代表委員就中介機構責任邊界問題提出建議。

全國人大代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向證監會提交了進一步厘清會計責任和審計責任的建議,指出應當對證券服務機構故意和過失情形下分別應承擔的法律責任,進行相應的區分。

朱建弟認為,由于新《證券法》并未明確證券服務機構承擔連帶責任的主觀要件,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能直接將證券服務機構受到證監會行政處罰,直接等同于證券服務機構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而不予糾正,進而判決證券服務機構與上市公司構成共同侵權,要求證券服務機構對投資者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

他指出,該等責任認定方式與此前確立的證券服務機構責任認定規則相悖,導致證券服務機構承擔加重的連帶責任,將對證券中介服務行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將證券服務機構執業不嚴謹的行為等同于與上市公司惡意串通的虛假陳述行為,將證券服務機構和上市公司視為一個整體,很可能導致證券服務機構因為某一單業務而產生破產的重大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證監會科技監管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野表示,目前各地人民法院關于證券賠償責任的民事裁判尚未形成較為明確統一的標準和立場,民事裁判與行政處罰在責任主體范圍、中介機構責任大小以及追責邏輯方面存在差異,可能影響新證券法的實施效果,不利于形成權責對等、過罰相當、各方主體履職盡責的資本市場生態。

2021年3月10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固定收益委員會召開會議,專題學習貫徹證監會修訂發布的《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簡稱《管理辦法》),并研究部署協會下一步落實工作。與會者還就債券承銷法律責任及進一步規范債券承銷業務等問題進行了積極研討。

孟宥慈副會長表示,下一步,協會將在證監會的指導下,積極落實《管理辦法》等新規要求,發揮自律職能,配套推進相關工作,包括:系統修訂相關自律規則,開展中介機構責任邊界研究,完善公司債券業務評價,做好新規宣傳培訓等。

2021年3月18日,債券市場法治論壇——債券市場虛假陳述中介機構法律責任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由北京市金融服務法學研究會債券法治專業委員會主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就中介機構法律責任相關問題進行討論。會議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趙磊研究員表示,我國有著龐大的債券市場,其中存在著大量的法律問題亟待研究。本次論壇邀請各位專家學者、業界專業人士從學理角度對該債券市場虛假陳述中介機構法律責任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以期厘清對該類案件理論上與實務上的一些模糊認識。

趙磊認為,法院在審理債券糾紛案件時,應當區分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確保每一個案件都有嚴格的法律依據,真正實現個案公平正義。具體來說,法院在審理類似“五洋債欺詐發行案”的案件時,應僅就個案而言綜合考慮,個案處理妥當才能更好地發揮公共效應與示范效應等因素,踏實處理好每一個案件,才能發揮出司法應有的功能。金融類案件的審理不應僅僅著眼于短期效應,更應該考慮金融系統性風險防范以及整個資本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

4家中介機構提起上訴,認為“適用法律錯誤”

2020年12月31日,“五洋債案”判決結果出爐,487名原告索賠金額7.4億元。一審判決結果顯示,五洋建設實控人陳志樟、德邦證券及大信會計所對五洋建設應負債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大公國際在10%范圍內,上海市錦天城律所在5%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

該案不僅是全國首例公司債券欺詐發行案,也是證券糾紛領域全國首例適用代表人訴訟制度審理的案件、證券欺詐民事賠償訴訟史上訴訟金額最大的案件。

該案件要追溯至2017年8月14日,五洋建設發行的公募債“15五洋債”回售過程中構成違約,并觸發“15五洋02”交叉違約,兩只債券合計違約規模達13.6億元,五洋債務危機全面爆發。

根據上述判罰結果,相關機構賠付金額為該案中介收入的50倍至1200倍,投行業內有部分看法是“判罰過重”。德邦證券和大信會計所則認為原審適用法律錯誤。

對于一審判決,該案的六名被告五洋建設、陳志樟、德邦證券、大信會計所、上海市錦天城律所和大公國際中,除了五洋建設外,其余五名均在今年1月底選擇上訴。依照民事訴訟的進程,該案將可能在2021年年中取得生效判決。

德邦證券和大信會計所均認為,原審適用法律錯誤,且自己也不存在連帶責任,原審認定自己在五洋債發行過程中未勤勉盡職沒有依據,原告自身也存在過錯。

德邦證券認為,原審判決混淆虛假陳述行為和證監會行政處罰事項,導致以非虛假陳述行為認定其承擔連帶責任;原審判決認定多名原告合同之債己經生效法律文書或破產程序確認,卻依據虛假陳述侵權之債判決對該部分原告的合同之債承擔連帶責任,屬法律適用錯誤。

大信會所認為,不應當承擔連帶責任,一審判決將本案案由錯誤認定為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判決大信所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明顯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法律錯誤。一審判決直接認定大信會所應承擔連帶責任,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錯誤。

上海市錦天城律所認為,一審判決對于連帶責任的濫用嚴重違反公平原則和權責利匹配原則,若成為有效先例,必將對金融市場造成致命打擊。

大公國際認為,對五洋建設財務數據虛假記載的行為不負有任何過錯。一審判決認定大公國際承擔連帶責任的認定缺乏依據,根本上不能成立。即使本案應當考慮“沈陽五洲房產出售事項”,大公國際也不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另外,兩家中介機構指出,一審判決對中介責任的界定或對資本市場造成不良影響。大信會計所認為,一審判決實際上是讓中介機構對債券投資者提供“剛兌”,使中介機構成為債券發行的“增信機構”,這將會對債券糾紛的有“砍價”空間合理化解、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了解,德邦證券在行政處罰后,已與部分投資者達成和解,并獲得杭州中院的司法確認裁定。但由于判決的突發性,德邦證券已中斷和解進程,這也給后續五洋建設破產重整的希望蒙上了一層陰影。

中介機構責任界定成普遍討論話題

高盛亞洲信貸策略研究主管Kenneth Ho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復蘇,政策正在回歸正;,意味著中國回到新冠肺炎爆發前保持杠桿穩定的趨勢,債券違約率仍將居高不下。摩根大通信貸分析師預計,2021年中國約有2.5%的離岸高收益債券(按面值計算)可能會違約。

根據行業標準,對于一般信用債項目,所有參與的中介機構,從律所、評級到審計所,收費一般都僅為十幾萬至百萬元,承銷商收益最多,但這些年隨著“價格戰”興起也逐年在下降,目前一般水平僅為年化千二左右。

有投行人士稱,如果確認中介機構存在欺詐發行,承擔相應責任是必須的,但責任承擔的比例也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全額承擔是否過重值得商榷。

該人士認為,如果債券違約都判中介機構連帶賠償,這和讓中介機構“變相剛兌”基本沒什么區別;如果今后類似案件都如此判決,在違約案件接連不斷的市場環境下,未來沒多少家中介機構能承受得住如此重的判罰。

該人士認為,如果后續上訴判決不見回旋,中介機構面臨的損失相較于所得均有超數十倍的反差,中介機構可能干脆不去去承攬任何債券業務,最終受損的依然是民營企業。除個別極優質的民企,大多民企可能會被信用債市場排斥。而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失去民企的信用債市場不完整,也不健全。

合理掛鉤收費標準和賠償責任的關系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繆因知接受采訪時表示,債券發行中的虛假陳述是客觀存在的現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債券與股票存在不同。即便發債時存在夸大其詞、虛假陳述,如果發行人按期還本付息,那投資者就不會受到損害。近年來債券虛假陳述賠償訴訟成為一個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和宏觀經濟背景下,諸多債券發行人陷入經營困難、發生支付違約有關。

繆因知解釋道,中介機構若由于未能充分履職,而造成了投資者的損害,在法律上叫侵權,即侵害權益,自然應當依法賠償,但賠償額、賠償方式應當跟損害造成的原因力相匹配。按照法理,兩個人基于共同過錯實施一個侵害行為,或單獨實施的行為足以造成全部損害,才是成立連帶責任的基礎。否則,就以部分責任、補充責任為宜。

繆因知認為,就五洋建設債券案而言,有兩大特殊性:

一是五洋原來是中國500強企業,它不是徹頭徹尾的財務造假,垮臺是因為種種原因導致資金鏈斷裂,業務無法繼續。五洋欺詐發行的基本情節是被認定虛增了部分利潤、夸大了部分實力。在建設行業近年來總體步入不景氣,頻繁發生債券違約的背景下,若認定五洋債券違約的全部損失都是虛假陳述造成的,就相當于認為五洋在發行時相當于一個空殼公司,是否符合事實存疑。

二是本案發行人被認定虛增利潤情節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財務造假,比如偽造會計憑證、篡改數字等,而是財務發表的審計人即大信會計師事務所認為對五洋這樣的總包平臺,可以實施一種特殊的會計處理方式,即賬目的“統收統付”、“對抵”。這不是搞陰謀,是個“陽謀”,在訴訟中,審計人仍然認為自己的做法有合理性。所以,要其他中介機構在事前也發現這種會計處理的方式不妥,其實是很難的。

繆因知認為,債券虛假陳述賠償訴訟在國內剛起步,由于發行人自身往往陷入困境,目前似乎有讓中介機構“全賠”的趨勢。這看似“解氣”,但不一定符合“行為和責任相適應”、“精準打擊”的法律原則。債券違約的意思是沒能如期還錢,發行人仍然有砸鍋賣鐵、按照合同全額還本付息的義務,但這不等于說發行人基于虛假陳述的侵權責任的金額就應當跟違約責任的金額一樣,也不等于說作為發行輔助人的中介機構的侵權責任就該跟發行人的侵權責任一樣。

相比之下,股票虛假陳述賠償訴訟的實踐已經有十幾年了,反而更為穩健,比如不少判決會扣除與虛假陳述無關的發行人自身業績下滑因素對投資者損失的影響,合理限制中介機構的虛假陳述賠償責任等。

繆因知認為,應根據不同行為的原因力,精確認定責任,合理平衡法益,避免不是“首惡”的人承擔實際的“首責”。包括考察機構投資者等對特定虛假陳述有無信賴基礎,合理區分中介機構的故意或過失,合理確定發行人、實際控制人和中介機構之間連帶責任和補充責任模式的適用,合理掛鉤收費標準和賠償責任的關系等。

(責任編輯:李顯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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